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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德:他是诗人,是父亲,是师长

发布时间:2020-07-17  来源:未知  作者:信息发布中心


本文摘自美国诗人庞德的女儿为父亲撰写的回忆录《慎重 : 庞德——父亲和师长》
文 | 玛丽·拉赫维尔茨 

原文刊于《上海文学》2020年4月号
凯岚 译

回想起来,永别盖斯(Gais)或者说归期未卜这件事并没有带给我什么特别的痛苦。父亲在博岑(Bozen)的车站接到我后,把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那堪称是我童年最快乐和最有意义的一天之一。他把我当成一个大人,带我在维罗纳(Verona)转悠。如果先被带去参观圆形竞技场和圣泽诺(S. Zeno)圣殿的话,我也许还能记得更多的事情。事实上,父亲的存在使这些地方都沦为背景,他的形象占据了我的记忆:站在圆形石阶上,看着青铜色的门,不停地解说,解说……他把注意力集中在一些细节上,发出啧啧的赞叹声。他买的礼物让我非常惊喜:一块小型手表和一双新鞋。他为我选的手表啊!在鞋店里,他坐下来,让服务员为小姐(也就是我)准备一些美丽的鞋子试穿。当我选中一双带有一点鞋跟的棕色绒面革鞋子时,他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买了单并告诉我,如果想的话就立刻穿上吧。在此之后,我的视线就离不开手腕和双脚了!然而,当我们到达奎里尼街(Calle Querini)时,妈妈却说那双鞋子并不适合我,太成人化了。她决定留给自己穿,为我另买一双。

***
玛丽亚·法瓦伊(Maria Favai)不仅为我找了一个朋友,还帮我找了所学校。法瓦伊一家(Favais),就像利维(Levis)和达齐(Dazzi)一样,长期生活在威尼斯,已经和城市融为一体。父亲似乎非常喜欢他们。他有时会开玛丽亚的玩笑,只见他鼓起腮帮子,用双臂画出一个大大的拥抱,说着“povrina,povrina”,自己也笑起来。玛丽亚的身材颇为臃肿,总是穿一身黑,带着浓重的荷兰口音。她是一位女诗人,她丈夫根纳洛(Gennaro)是一位威尼斯画家,又高又瘦,活泼开朗,与之形成鲜明对比。他穿着夺人眼球的白色西装,留着巨大的白胡子,头发微鬈,直挺挺地竖起来。他的眼神很活跃,话也很多,但是他和父亲下棋时却变得非常安静,在下雨的午后或夜晚能全神贯注数个小时。我喜欢和父亲一起去他们在圣阿涅斯坎波广场(Campo Sant Agnese)的一个大工作室,那里摆满了大型家具,堆满了书和他的有趣画作:浅色、朦胧的风景——大多是威尼斯的景色。我喜欢看艺术书,也欣赏玛丽亚收藏的精美茶匙:手柄上镶嵌着花边风车。根纳洛总是穿得很“威尼斯”,在楼梯顶部大声问候我们。当我走到他跟前时,他会亲吻我的额头,唱起威尼斯流行的歌谣:“多么美丽的头发,美丽的头发,多么幸福(Che bei capei che bei capei,che bea putea)。”

我不知道玛丽亚帮我进入的学校是否曾征得父亲的同意,但他显然对我在那里接受的教育并不怎么满意,在佛罗伦萨的四年中他只来看过我一次。如今他似乎非常渴望自己来教育我,决定去当地的意大利学校后,德语禁令对我就不适用了。父亲给了我一本红色封皮的岛屿出版社(Insel Verlag)出版的海因里希·海涅的《诗歌集》(Buch derLieder)。这是他给我买的第一本书。他会抱我在膝上,让我读给他听——只要他能忍受得了我的磕绊和结巴——然后他会继续念:“看呐,看呐,那在白墙上的……燃烧的信件(Und sieh und sieh,auf weisser Wand ...Buchstaben aus Feuer)”,在我眼前描绘出一幅栩栩如生而又令人生畏的画面。我毫不费力地背下了“柯尼希·巴尔萨扎”,韵律十分震撼,烙印在我的心上。前一年他曾送我弗罗贝尼乌斯(Frobenius)的《科尔多凡的故事》(Marchen aus Kordofan),现在他说我应该把我所知道的有关盖斯的一切写下来,就像弗罗贝尼乌斯书写非洲那样简单明了。虽然别人已经能听懂我现在的意大利语,但语法拼写和句法构造上我还差得远。每当我想描述的事物在意大利语中没有对应的词,我的词汇量就显得非常有限,我想或许是意大利人确实没有这种说法吧。在盖斯,当我们必须用意大利语学习主祷文时,我们曾对意籍老师说:“上帝不懂意大利语。”无知不是不作为的借口,父亲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容,如果我无法清晰地用意大利语表达,他会把《盖斯的故事》(Storie di Gais)翻译成英语,从而帮我润色。

父亲还尝试着向我朗读英文版《圣经》,但我认为这更像是一种仪式——把我抱在膝上,读几页然后再让我上床睡觉。我虽然熟悉了“故事”,却根本没有理解英文文本。我对我听到的究竟是哪个版本有些困惑。对于一名天主教徒来说,这是很严肃的事情,尽管我不明白为什么。父亲似乎花了很大力气找到那四本黑色软封的小册子,于是他从《路加福音》开始。
父亲去哪儿都会带上我,他试图通过这种方式增广我的见闻,比如他常去的奎里尼·斯坦帕利亚图书馆(Quirini Stampalia Library),老朋友曼利奥·达齐(ManlioDazzi)是那儿的馆长。他总是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面微笑着欢迎我们,而当父亲沉浸在书本中时,达齐看着这样的画面,会小声对我说:“你父亲很惊人。”我听不懂这个词,事实上我对达齐所说的几乎一无所知,但我知道那个词意味着伟大和美好,这使我十分自豪。在奎里尼斯坦帕利亚图书馆外的一座小桥顶上,我抓住父亲的手,尽可自然地,上演了一出宏大的“哑剧”。通过内心独白和肢体动作,我将这位英雄介绍给世人,并想像所有经过的人都鼓掌并向他鞠躬致敬的情景。然而这位英雄却经常对此浑然不觉,全神贯注于视线所及或思考问题,在长街(Calle Larga)尽头一个狭长的二手书店里继续搜寻一些特定书籍或信息。

然后,回家路上,父亲为了逗我开心,会带我在圣斯特凡诺广场(PiazzaSanto Stefano)的印刷机前停下来,听听机器的嗒嗒声——就像被关进笼子的母鸡发出的叫声一样——我们觉得这很有趣。晚上我们又会回到圣斯特凡诺广场买冰淇淋——父亲宣称那是威尼斯最好的冰淇淋。母亲很快就放弃了说服他“威尼斯唯一适合见面的地方是圣马可广场的一个咖啡馆”的努力——关于衣服的事情也是如此。然而,对于一个对历史不感兴趣的“蠢人”来说,冰淇淋并不好吃,还很昂贵。

在圣斯特凡诺广场,阿尔多·卡梅里诺(Aldo Camerino)和卡尔洛·伊佐(Carlo Izzo)经常会来找我们。伊佐,身材圆圆胖胖,红褐色的头发,嘴唇突出,是一位快活的英美文学教授,对翻译很感兴趣。卡梅里诺,身材干瘪,瘦瘦高高,有一个挺鼻梁和一双闪亮的黑眼睛,是威尼斯报纸《小日报》(Ⅱ Gazzettino)的主编。两人都戴着眼镜,与他们的脸型十分贴合,而父亲则换着戴他那三副无框夹鼻眼镜。有时候,伊佐会带来一些对诗歌感兴趣的害羞的年轻人。父亲想考考新来者,便会立即掏出一张十里拉面值的纸币,让其细看并读出上面的印刷字体,问一些诸如“它是什么意思”“它在讲什么”“对金钱的本质了解多少”的问题。然而来人几乎一问三不知。一个人不理解金钱的本质,他就无法理解什么是好诗,遑论写出好诗。随后父亲会给他一张任务清单。可惜,这些年轻人里,很少有第二次再来的。

晚餐后,达齐、伊佐和卡梅里诺经常来奎里尼街听父亲朗读《诗章》。言犹在耳,历历在目,当时的画面在脑海中仍然清晰——在绿色的阅读台灯下,父亲坐在他的大号草编木制扶手椅上,听众围着他组成一个半圆形; 达齐坐在他对面,也是类似的椅子上,但尺寸减半——达齐只是父亲的半个身形;伊佐和卡梅里诺在两把简单牢固的深蓝色基亚瓦里(Chiavari)风格的椅子上,对面是天鹅绒珍珠灰长沙发,母亲摆着类似阿尔巴公爵夫人的姿势躺在上面,身着黑衣,极其纤细的腰间系着五彩腰带,旁边是同样精心打扮的我,在使用了上百次纤毛刷后,我的头发松散而有光泽,用一条闪亮的黑色发带扎起来,上面有一个大蝴蝶结。我喜欢为这些晚上做的精心准备和打扮;此外,早上在墨里翁多店(Moriondo’s)买的糖果也很让人期待。哦,还有橙汁!我的工作是挤压橙子,让橙汁的量足以填满一个绿色的大玻璃壶。毕竟,客人从来不喝任何酒精饮料。

当父亲大声朗读时,没有人喧哗,空气安静得只回荡着钟表的嘀嗒声,任何的异动都会被察觉。因为达齐不懂英语,所以在一节《诗章》结束时,父亲会为他翻译;随后是问答环节和长久的讨论。我觉得很无聊,就会跑到盥洗室,使用母亲的口红、散粉和面霜,简单粗暴地打扮一下我的脸,然后听到父亲夹鼻眼镜盒的咔哒声就立刻回到原位:我知道那意味着他即将重新开始朗读。沉默。

***
夜晚是《诗章》朗读会,下午乔治和爱丽丝·利维会举办音乐会。在他们大型客厅的入口处放着一些手杖,父亲和我都非常喜欢,相邻的工作室里放着一些爱丽丝的画作。爱丽丝和乔治都有些瘸腿,但这似乎增添了他们的魅力:总是快快乐乐,热情洋溢,充满了好奇心和兴趣点。乔治打趣我,爱丽丝维护我,这是一场“伟大的博弈”,总是以我得到一些小礼物为结束。一次的礼物是一个五厘米的硬币,中间有一个洞。乔治说,那代表好运。我很喜欢利维一家,父亲和母亲也是如此。父亲上一次陪我回盖斯时在科尔蒂纳(Cortina)停留就是去见他们。为了和他们打个招呼,我们从车站走了很长一段路,他们趁机在我的口袋里塞满糖果。乔治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钢琴演奏家,父亲告诉我他通过弹奏钢琴,将一位卧病在床、失明了好几个月的朋友从绝望中拯救出来。后来我从母亲口中得知,这位朋友是加布里埃尔·邓南遮(Gabriele d’Annunzio)。

在这些下午的音乐会上——有时是排练——第二小提琴手是尼克松先生,一个快乐的红头发美国人。他有一个非常娇弱和害羞的妻子,木偶戏是他们的爱好。为了一个表演,他们正训练猫跳舞。正如之前所说,所有这些都使我非常开心。可以肯定的是,这些美国人让维瓦尔第(Vivaldi)在威尼斯“再生”,乔治对举办第一次维瓦尔第音乐会充满热情。

我从未参加过波利尼亚克公主(Princess de Polignac)的音乐会。这些音乐会对母亲来说非常重要,她事先进行了大量的练习。她的穿着也十分优雅,父亲看她的时候脸上带着骄傲。当他们晚上一起出去的时候我很羡慕他们——她穿着一条黑色的天鹅绒长裙,与父亲的无尾天鹅绒晚礼服相映成趣。我对他那双新奇的皮鞋和宽大的丝绸腰带十分着迷。有时他们也会带我同去,在母亲不演奏的时候去看他们的朋友表演。那是在一个美丽的地方,类似于宫殿,又或许是凤凰剧院(Fenice),当时的准备工作、耀眼的灯光以及闪亮的人们都太过眩目,其他细节已经记不太清了。我只记得我有一件金色短连衣布裙,搭配我的头发和浆在发带上的白纱。出门前我会站在椅子上审视自己。大约是前一年,匈牙利四重奏乐团在威尼斯演出时,未来的意大利国王也出席了,我也是站在椅子上才看到了他。

一天中最美好的时光是在利多度过的。我们总是来得很晚。季末海滩几乎没什么人,我们自然得到了出租毛巾的小姐和出租浮板的救生员的重点关注。每年他们都像老朋友一样迎接父亲的到来。父亲喜欢划船,当我们划开去在水上时,他和母亲会下去游泳,而我却被留下看守船桨。我是个胆小鬼,一直学不会游泳。通常母亲和我会分别握住浮板的两端:我就像美人鱼一样,带着极大的喜悦和活力,被拖着向前游去。不要在海滩上虚度光阴; 我们去那里是为了游泳和划船,要拿出热情,力争上游。在来回的路上,人们可以在公共汽艇上休闲一会。如果只是父亲和我两个人,他会和我进行对话;但如果母亲也来,他们俩聊天或者读报,我则在船上漫游。

十月份,我学校行李的准备工作开始了。父亲给我买了一个漂亮的皮箱,一个像他自己的那个一样真正的硬皮箱,只不过小了一些。他把我姓名的首字母标记在上面,我感到非常自豪,然后他离开了——在我看来是非常突然的——留下母亲和我两个人在威尼斯。她花了很大功夫为我准备,给了我她自己在学校里用过的银匙和叉子,并把我的名字刻在了后面,所以我现在是“玛丽”,银色的高脚杯也是如此。我很期待上学,虽然我不知道学校会是什么样:对于需要银器服务和一打白色亚麻短裤、连衣裙式女式内衣以及蕾丝边的长睡袍的人来说,那肯定是个很棒的地方。每当我看到埃尼(Henny)时,我们谈得最多的仍然是盖斯。我将去村庄的院子里度夏天,在我们的想像中,那里散发出“田园牧歌”的乡村气息。我想像着我要去的不是一所修道院,而是由一群高贵的女士们组成的、致力于培育意大利“明日之花”的学校。

要公正评价奎特蒙塔尔维皇家女子学院(Regio Istituto delleNobili Signore Montalve alla Quiete),我需要一颗普鲁斯特般的心灵——而我显然没有——也没有“酸葡萄”心理。事实上,某位女士已经写了一本关于她在那所学校里的生活的小说。当我读到那本小说时,除了夏天圣克雷西(San Cresci)和穆杰罗(Mugello)的大栗树外,我什么都没认出来。她所描述的女孩和修女、牧师以及教师之间微妙的关系我完全没体验过。

起初我试图搞清楚巨大的楼梯、天花板和长长的大厅的位置。所有的门上都有窗户,所有的床周围都有白色的窗帘。一幢佛罗伦萨美第奇家族(Medicean)的别墅,配有一间悬挂着德拉·罗比亚家族(Della Robbia)的陶瓷和卡洛·多尔奇家族(Carlo Dolci)的圣母像的客厅,有回廊、围起来的小花园、露台和屋顶花园。从上面俯瞰是一个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花园,里面有喷泉、巴洛克式雕像以及按几何形制分布的篱笆和树木。别墅的后面是一个有巨大树木的公园、一个网球场、一个槌球草坪和一个火鸡农场——农场为我们提供周日的食物。女士夫人们穿着17世纪意大利文艺风格(Seicento)的西班牙服装,戴着十字架形的金戒指:她们献身于基督。她们的丝绸头饰一定是仿照水牛头骨的架构,用宽大的黑色绉纱覆盖。宽角的尖端内弯到脖子后面,直垂肩部,我很好奇这是如何做到的。

晚上,我意识到我在那里是个“外国人”,颇有吸引力:女孩子们认为我的意大利语错误很可爱,但这种新鲜感很快就烟消云散。前三个月我一直躲在三角钢琴后面哭泣,当然我指的是课余休闲时间,在课堂上我必须专心致志。因为我是教室里唯一一个学生。多好的运气啊。我无法跟上六年级学生的课程进度,在第一体育馆(La prima ginnasio)里,我接受着近乎一对一的私人辅导;所以,接下来的几年里,我都要上常规的意大利语课程,为此我已经做好了准备。

乡愁包围了我——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家。星期天我们得写信回家。我通常满怀深情地给爸爸和妈妈写了很正式的信,然后在很长很长的信里向妈妈吐露衷肠。圣诞节前不久,我停止了哭泣,因为妈妈的信上说“夫人(the Frau)写信说你可以回来一个星期,我不会告诉你的是,我们将带你去西亚格(Siag)滑雪,所以你不要再哭泣了。”

火车上,我一直在窗玻璃上写字:西亚格,西亚格,西亚格。我收到了巨大的惊喜,假装按捺住激动的心情,说:“多么有趣啊,它从后往前拼读就是Gais(盖斯)。”母亲仍然不肯透露:“这是一个秘密,到那里你就知道了。”天黑了,我靠在窗户上,内心想像着窗外的景色:我知道我们正沿着里恩兹河(the river Rienz)前行。在布鲁尼科(Bruneck),我终于忍不住了,“我的妹妹玛吉特”,“看看莫迪尔(Moidile)吧!”在前往盖斯的小电车上,母亲反复对我讲述她已经通过信件和嬷嬷解释的内容:她将要前去陶菲尔斯(Taufers),在艾莱凡特酒店(Hotel Elefant)为自己预留了一间房,因为她有很多工作要做,需要一个温暖的房间。我们自然而然地表示遗憾之情,妈妈说她准备了楼上的房间(Oberstube)并开好了暖气,等等。不,不,对我来说还是独自待着更好,这样我就可以在下午出门,去看她,顺便滑雪。我几乎听不下去了,于是玛吉特和我聊开去; 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每一个人的近况。我跳下电车时竟然忘了向母亲说晚安。我不得不跳回来,看到她很伤心; 妈妈试图掩盖这种失落并原谅我过于激动而做出的行为。我满心欢喜:雪的气味,寒冷刺骨的空气,潺潺的河水,尽管非常熟悉,一切却突然变得新鲜起来。

但在里面,房子似乎太小而且闷热。房间里的天花板低得就像在我的头顶上旋转一样。 爸爸坐在火炉旁的长凳上,显得疲惫不堪,蜷成一团:对着他口中发出的“告诉我,告诉我”的询问——我没什么可说的。马儿、绵羊、牛群和蜜蜂呢?油炸圈饼(Krapfen)和我记忆中的味道一样好。我伸手去拿纸巾,盒子里却空空如也。玛吉特捕捉到了这一幕,并且笑了起来:“啊哈,就是你!”这让我感到很尴尬。

在装饰一新的大校园里,我感觉到迷失和冷漠。这一刻,安逸和温暖还几乎令人窒息;到了第二天晚上,我又会很高兴地回到校园里:因为陶菲尔斯的下午无聊到让我流泪,可能还有母亲的缘故。我发现她在她的酒店房拷贝音乐。她试图让我对她正在做的事感兴趣:辨认和抄写乐谱。她是为父亲而做,他们在拉帕洛(Rapallo)举行音乐会。 如果我想懂得音乐,我必须努力在学校学习唱名(solfège)。

她很勇敢,一瘸一拐地和我一起走到附近的山坡上。前一天早上她在拉帕洛赶火车时过于匆忙,严重扭伤了脚踝。漫长的旅程和寒冷的天气使它肿胀。现在,她蜷着身子靠在树干上,在我自娱自乐地滑下那个斜坡时帮我拍照。多么愚蠢啊,我总是摔倒,那一刻总是听到:弯曲你的膝盖而不是凸出你的臀部!

在盖斯和陶菲尔斯之间来回奔波的一周就这样过去了,结果证明这是一次并不值得的妥协。我一个人孤独地滑雪,并没能与我的老朋友们和路易斯骑雪橇。他们认为我现在已经和他们渐行渐远,不再是其中的一分子。在新年那天,我听到村子里所有孩子的声音,认出了其中一些。我没有去挨家挨户敲门,而是待在家里。虽然在十四岁之前孩子可以随处乱跑,背着一个大包挨家挨户地走来走去,在大厅里大喊:

我希望你现在亲密而幸福
克里斯金德尔在一个重叠的时刻……

一些小调持续唱着,歌词祝愿农夫在马厩里好运,家庭主妇在养鸡时好运,女仆在她收拾房间时好运……还有孩子们收到丰富的礼物。这时会有一个声音回答说:“拿起你的袋子进来吧。”可能会收到一个小面包卷、一个苹果、少量的无花果干、几个核桃,有时是一枚硬币,有时可能只有一堆硬币,这样到了晚上你就会收获颇丰。

***
离开盖斯的家使我很痛苦,但可能是因为我觉得自己并没有真正回到家,我还担心母亲为我“牺牲”了自己。“顺其自然(Fare un icio)”是奎尔特街(Quiete)最常出现的短语—一种新的生活态度:在盖斯,人们从来不提牺牲,做事情都是自然而然,出于本能或天性。就像父母和老师看上去总是讨厌做事,任何事,但只有上帝的爱——一个代表着苦难或责任的上帝——才能使他们摆脱惰性。这一切在我看来都是错的。幸运的是,我真心地相信上帝,相信圣人,相信天使,相信天堂和地狱。我变得越来越虔诚。礼拜堂是唯一能让我感到平静的地方:我能用德语念《玫瑰经》,和上帝交谈。

随后,一本《弥撒书》引起了轩然大波。拉丁语-意大利语的《弥撒书》是必备用品,所有的女孩都有。我问:我可以拥有一本拉丁语-德语的《弥撒书》吗?要求听起来还算合理,于是修女们从布列瑟农(Brixen)订购了一本,因为佛罗伦萨没有。它的价格几乎是意大利语版的三倍,但我并没有意识到这个事实。我得到了一本漂亮的《弥撒书》,问父亲索要书费。他写信给主事修女说:

亲爱的夫人:

我认为鼓励孩子过度花钱以满足欲望是一件必须严肃对待的事。玛丽亚没有得到许可花八十七里拉买一本密尔(Mill)版《弥撒书》,我们说的是三十里拉。

孩子不应该京赌侠诗2018全年资料被诱惑去花更多的钱。通常我对教科书是没有兴趣的,购买是为了满足考试的要求。

我认为通过德语学习拉丁语是愚蠢的,尤其是当孩子后一种语言的储备足够多的时候。这本书的价格如此之高,即使对上高级课程的大学生来说也是奢侈品。

如果您能把这本书退回去的话,我会很高兴。孩子们自然想要一个漂亮的东西,但是不把话说清楚比把它和虔诚混为一谈对道德的打击程度更大。谈到虔诚,诚实无论如何都是第一位的。
模棱两可是没有美感可言的。当神学家们表达最清晰的时候,教堂才是最神圣的。

她在信中对我的问题避而不谈,这使我非常不高兴。如果宗教或宗教事物在孩子心中与不诚实的行为相关联,你将摧毁孩子对宗教的尊重。拐弯抹角或闪烁其词,无论从你的角度出发还是从我的观点来看,这都不是一件小事……

等等等等。父亲的信使我极度迷茫和痛苦:“亲爱的爸爸,我很抱歉犯了这个错误,让你悲伤。我忏悔并向你保证……只要你原谅我。”然后我又像在盖斯时那样据理力争:这是一本很耐用的《弥撒经》,它可以伴随我一生。我再次忏悔并请求宽恕和承诺,等等。

主事修女不得不解释第二遍:“……很遗憾先前的解释没有让您满意。我们感谢您的观点,也同意玛丽不应该花费未经她母亲许可的金额。对此我们要负部分责任,因而我们不会要求你承担比玛丽获准花费的三十里拉更多的开销。这本书不能按原样退回,它已经使用了几个星期了。在订购时,没有人意识到德语版的价格会略有差异……我们应该在让玛丽保留这本书之前向夫人知会此事。我很遗憾没有这样做。玛丽对这本美丽的书非常满意,她关于这本书可以终身使用,对她来说既是一本教科书也是一本祈祷书,可以帮助她保持德语水准的言论在我们听来似乎很合理。我们觉得你不会认为这是一笔愚蠢或不必要的支出。

“我们已经把一切的经过和孩子谈了;她对她的错误感到非常遗憾,并且希望,如果您允许的话,能够在她有一点零花钱的时候自己支付部分费用来弥补。我们会留下这本书,她可以慢慢支付一笔十或十五里拉的小额数目。希望这能让您满意。

“每个孩子都需要一本好的祈祷书,有些孩子甚至有相当精美的书,但是玛丽只想要一本像她大多数同伴那样好的祈祷书……请不要坚持让我们将它寄去给您,因为它是日常使用必需的,尤其是在圣周期间。玛丽将需要按照它来进行仪式。您之后会看到这本书,然后就会意识到它的价值与价格相符。”

尊敬的夫人:

非常感谢您明晰的解释。我并不是为了几个里拉讨价还价,我只是想确定究竟发生了什么。只要玛丽亚没有说她花费超过规定的金额是经过允许的,她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我对此很满意。请让她最多只需支付十里拉,分两次,每次五里拉,并告诉她剩下的将会用本该寄给她的巧克力来抵。

这不是惩罚,而只是单纯地希望让她记住,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在花五十七里拉时无动于衷,除非那个人比她富有得多得多……我不太确定学拉丁语应该先学德语。到目前为止,就单词的关联来说,从意大利语到拉丁语似乎更容易。但是,我不想再争论下去,在玛丽亚看来,她可以从德语中更好地学习拉丁语,尽管我对此表示怀疑。她可能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她自己的观点与我的观点同样值得考虑……

他也写信给我:“亲爱的女儿,我原谅你。”我被宽恕了。只要我理解两件事:当我和母亲说话时,我必须始终让自己的表达清晰,并确保她理解我,我也清楚地理解了她。然后我不能“透支消费”,花没有的钱。在有信用卡的情况下这样做很容易,但不能养成习惯。

保持安静,避免无用的唠叨,不要与你不认识的人交谈;谈论有趣的事情,通常意义上的有趣,而不是个人觉得的那种。除非有这两种习惯,否则教育是没有价值的。但是,当你与你的母亲或信任的朋友交谈时,要表达准确,不要让事情模棱两可,以及永远不要花你没有到手的钱。等等。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祈祷与工作(Ora et Labora)”成了我的座右铭,我让自己成为虔诚和纪律的典范。一个夏天我都在学校学习意大利语。我原本希望去盖斯,但南提洛尔邦的政治骚乱阻挡了我的脚步。那个夏天,只有八个人留在穆杰罗,要么是孤儿,要么是父母在非洲、印度或菲律宾的女孩子。为了纪念女创始人,我们被允许作修女打扮,一半是开玩笑,一半是认真的。嬷嬷们非常希望我能在成年后立即申请修女的见习期。当我和土地测量员眉来眼去时——在这里即使是猫也没什么机会与男人交谈——她们看到了,写信告诉母亲我本性中的“不光彩行径”倾向。母亲多年来一直对此耿耿于怀。

***
1939年4月,我第一次见到拉帕洛(Rapallo)。由于我去年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学校给了我几天假,让我能和将要去美国的父亲告别。

母亲在车站接我。我们驾着一辆马车来到山脚下,然后我们在一条宽阔的鹅卵石小道上攀爬了将近一个小时,狭窄石阶两侧是灰色的护墙,道旁种植着橄榄树、桉树和柠檬树。此处的大海与威尼斯的海是如此不同,色彩鲜明而清晰。那是一个充满阳光、芬芳馥郁的春日,梯田里满是水仙花。

房子外墙采用的爱奥尼亚式立柱刷橙色的漆,一段由光滑的黑色台阶组成的楼梯通向半隐在弗吉尼亚爬山虎和金银花下的绿色前门。叮叮叮……咯咯咯:仿佛是在地面上压榨橄榄油的声音。噗噗噗……呼呼呼:也像是水桶在井中溅水的声音。

喀耳刻(Circe)的炉火……在永恒的时空中燃烧。

房子里面充满了亮光,墙壁是白色的,显得空空荡荡,铺着抛光红砖地板。房子有一个正方形入口,四扇门全开后可欣赏到海景、橄榄树和盛开的樱花树。淡蓝色和粉红色的拱形天花板,绘有彩色牵牛花,花束和花环错落有致。

没有上漆的家具全部是父亲自己做的。入口处有一个长书柜和一面镜子;餐厅里有一张桌子,四把简单的草编椅挨着墙放着;母亲的房间里有一张写字台,一个用于音乐和小提琴的高大宽敞的架子以及一个安装在房间窗户下面的窄书柜。橙色花缎沙发是房间里唯一一抹亮色;两把扶手椅——一把大号,一把正常尺寸,和威尼斯的一样——给人以安全舒适的感觉。我的房间里也有一张父亲制作的桌子,其余的家具是一张铁床、一张大理石台面的床头柜和一把椅子。他们把这些家具叫做“叶芝”家具,来自我祖父母从叶芝家族手里接手的公寓,是这间房子里唯一具有硬度的物品。

房子里可以闻到纯美的金银花香味,抑或是柠檬和橙花?还挂着一幅画,画上是蓝色的大海和白色的贝壳。厨房里,木炭上方有一个铁烟囱,宽大的壁炉架上有一排深褐色的陶罐,没有垃圾,毫不杂乱,只有烛光。除此之外,房子里就没有别的东西了。

“喵”——父亲的手杖敲击地面会发出格格声。他满载而归,包裹里满是纸张和信封。我们一边进行贴面吻,一边帮他卸下重担。他径直走进他的房间,换身衣服,然后躺倒在橙色的沙发上。他的房间里什么都没有,除了他的两个凳子,一些换洗衣服和一个用印花棉装饰的包装箱式衣柜。

在此期间,母亲泡好茶;我准备好蛋糕,并被要求将所有东西摆在她房间里的一张矮茶几上。她的房间处于房子的中心。在仪式般的喝茶和一些闲聊之后,父亲说:“想要来一支恰空舞吗?”

于是我大概是人生第一次听到了巴赫的《恰空舞曲》(Chaconne),听起来很不错。母亲把铁制乐谱架放在房间的中央,自己则站在窗前。在威尼斯,我曾听过几个小时她的练习,并对她的音乐有着深刻的印象,但我从来没有在她演奏时观看过她。在别人家举行的音乐会上,我会时不时地将视线移到她身上,但从来没有正儿八经地观看。现在一个全新的人站在我面前。我是通过父亲的眼睛看她吗?这是错误还是认知的相交抑或两者兼而有之?或许因为她是在为将要长途旅行的父亲单独演奏?爱意溢于言表。多年以后回想,我仍记得“琴声悠扬,就像鸟儿歌唱,我在一旁聆听,看着窗外的海景的同时获得了启迪”。在她演奏的过程中,我没有看到黑暗的阴影,也没有察觉到怨恨,紫蓝色的眼睛明亮闪烁。最后,我瞥见了他们真正的世界——天堂般的第三世界(nel terzo cielo)。但是音乐停止,这一切就会结束。母亲恢复了她的家长权威并用第三人称语言说道:

“他带孩子去散步并给她看。”“是的,妈妈。”“你去和爸爸谈谈。” 我们照做。

夕阳下的海边,我们沿着山路走到新奥雷利亚(Aurelia)上方的老罗马路上,分别叫作特里多(Triedro)和卡斯泰拉罗(Castellaro),到达圣潘塔里奥(San Pantaleo),途中会经过一座靠近山路的边缘的教堂,从那里可以俯视佐阿利(Zoagli)的悬崖。沿途父亲一边叫出它们的名字一边指给我看。我们在教堂下面的矮墙上坐了一会儿,凝视着瞬息万变的大海。当我们站起来时,父亲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搂住我,紧紧地靠在我身上——这是一个古老的游戏:“我年纪大了的时候,请给我依靠(il bastone della mia vecchiaia)。”他并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地在说,好像有什么东西压在他头上,影响着他的思绪。也许他想起了一个悲伤的问题。“祖父?”我知道在空气稀薄的山顶我们三个人的世界之外,在拉帕洛还有祖父母。爷爷来过盖斯,我在威尼斯和博岑都见过他。母亲礼貌地询问奶奶为何不来,得到的回答是长途跋涉对一位老太太来说太累了,所以她留在了拉帕洛。

我很喜欢爷爷;当我还在盖斯的时候,他给我寄了一张自己画的大照片,我对此视如珍宝。
“就像把针放在随机的记忆上一样——你会很容易知道开头和结尾,往事浮出水面:爷爷想要再见到你。你可能已经不记得了,当他第一次在盖斯看到你的时候,他的背佝偻着,非常高兴,迫不及待地一把抱起你。你俩眼睛的颜色相同。但对于一位老太太来说,显然难以同时承受这两种情绪。如果我可以让任何人在那里听我说话,如果我可以对总统说些什么,阻止他允许这个国家被暴徒控制,帮助防止欧洲的毁灭,也许在未来美国会成为一个适合我们所有人居住的地方。他们明天带我去船上,因为车里没有足够的空间。你没钱会带你参观热那亚(Genoa)的。”他还深入地谈了罗斯福的“新政”和乔治叔叔,但我能理解的太少了。然后又回到原来提出的问题,最后我意识到,出于某种原因,我不会和我的祖父母汇合,他们陪父亲去坐船而不是母亲和我。而且,他去美国不是出于任何私人利益或动机,而是因为他觉得他比美国官员更了解意大利,如果总统或相当一部分当权者能够听他的,他会提出对战争的补救措施。战争不是不可避免的;意大利和美国不应该介入,最重要的是两者不应该是敌人。世界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意大利来抵抗力量不断增长的德国。

父亲第二天一大早就离开了圣安布洛乔教堂(Sant?Ambrogio)。如果不是反反复复的拥抱的提醒,他看起来只像是横渡威尼斯的运河到他的工作室一样。母亲一度站得很远,远到看不到身影,但我瞥见了她的美丽,我对她的恐惧变成了一种崇拜。我很难准确地描述这种情感变化。此外,父亲前往美国,特别是这个新的幻想——我们很快就会去那里生活——让我非常兴奋,我为此变得忙碌起来。

一如既往,我听到了“快点,否则我们就看不到船离开了”。 我对利古里亚(Ligurian)风景十分迷恋,中午在某家高到可以看到海港的餐厅吃午餐。下午,我去探索了港口后面的狭窄街道和热那亚市区中心的商店橱窗;回到拉帕洛后我看到了点亮的海岸线——这些似乎都是我美妙的独自旅行的前奏,让我忘记了没有看到祖父母的失望。

在黑暗中我们步行去圣安布洛乔教堂,发现了一些不可思议的东西,一些流动的、近乎可怕的东西。母亲似乎对每块石头都很熟悉,但她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方为我点燃一支火炬,萤火虫提供了星星点点的亮光。在空旷的高处,海湾灯光的反射和天上的星星让周围看起来不那么黑暗。

我们在萨利塔街(Salita)的尽头隐藏了一双旧的登山帆布鞋——“这是山上所有农妇进城时会做的事情。如果没有合适的鞋子,一个人很难在这些石头上行走。音乐会之后我把小提琴挂在肩膀上;我需要腾出手来拿我的乐谱和鞋子以及提我的晚礼服……第二天我们将和一些朋友一起喝茶,他们有一个令人愉快的花园。埃尔斯(Else)是一个非常善良的人,她通常会在音乐会前请我们吃晚餐,这让我有机会给我的鼻子搽粉……”母亲聊天的兴致很高。在爬完最后一段石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教堂。我们在山顶一座灰色长石房前面狭窄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在这里我总是要坐一会,哎呀,我有时真的很累。”

当时的画面记忆犹新:母亲,穿着一双旧登山帆布鞋,背着小提琴,一手拿着高跟金色缎面鞋和一个音乐盒,一手提着长长的晚礼服,半夜独自走在山路上。在长时间的练习和独自走下去又爬上来之后,“哎呀”一直被她挂在嘴边——“下雨时很可怕,因为小提琴很敏感。”
后来父亲曾经告诉过我:你的母亲是我们家真正的艺术家。我终于知道父亲说的是什么。

那条路有多远?

不再那么遥远——无论是时间还是理解。我十四或十五岁开始明白吗?或者只是记住和相信?
“没有个性,你是弹不好那个乐器的”……

“要坚持(Constans in proposito)。”自1930年代初期以来,拉帕洛一直举行音乐会,他们的影响力稳步上升,名气渐响。成就的取得靠的是热爱音乐和诗歌产生纯粹的意志力,为的是维护和创造文化。音乐会上我们关注“实验室理念”,比较旧音乐和新音乐,评估技术进步或倒退并找到我们可以为音乐家和诗人做的事情。

***
在他无私和不懈的热情的推动下,音乐家们频频到来,罕见而难忘的小型音乐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一个人可以记住整块整块的音乐。“Block(大块)”,在此处的语境下,是埃兹拉(Ezra)排练的时候提到的一个很棒的词。他不仅坚持在旧音乐的演奏中使用大块的明暗,而且总是要求节目要完整和连续。这个音乐季开始于莫扎特,他所有的小提琴奏鸣曲都至少被奥尔加·拉奇(Olga Rudge)和葛哈德·蒙克(Gerhardt Münch)演奏过一次。人们不禁要问,整个系列的最后一集 (如果有的话) 什么时候能够听到完整版。1930年代,庞德对安东尼奥·维瓦尔第大量未发表的作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奥尔加·拉奇的研究工作和那时起对公众开放的缩微胶片技术。维瓦尔第在拉帕洛的一些表演作品是“首秀”。匈牙利四重奏乐团演奏的巴托克(Bartok)的作品,虽然专辑已经出版,但仍然非常前卫。埃尔萨喜欢尽可能地邀请当地的音乐天才,但他并不排斥优秀和卓越的专职演奏家,条件是表演节目不是为了表演者的自我炫耀,而是基于内在的音乐价值,也不能带有任何基于种族或国籍的歧视。除了前面提到的艺术家,我们还听到蒂博尔·塞利(Tibor Serly)演奏莫扎特的《交响协奏曲》(SinfoniaConcertante),以及他自己的作品。雷纳特·博尔加蒂(Renata Borgatti)演奏的巴赫、海顿、莫扎特和德彪西;奇娅拉·法诺·萨维奥(Chiara Fino-Savio)演唱古典时期的作品(arie antiche)和隆妮·迈尔(Lonny Mayer)演唱欣德米特(Hindemith)……

***
因此,一位英国人,德斯蒙德·邱特神父(Reverend FatherDesmond Chute),在战后总结了这些活动。他曾经长期是“提古里奥之友”(Amici delTigullio)的一名成员。他们大多数是外国人,除了索尔菲丽娜·斯皮诺拉(Marchesa Solferina)公爵夫人、因佩里亚利(Imperiali)公爵夫人、加布里埃拉·索托卡萨(GabriellaSottocasa)伯爵夫人、尼科尔斯·迪·罗比朗(Nicholis di Robilant)伯爵等大名鼎鼎的人物外,还有多托丽莎·巴西加卢波(Dottoressa Bacigalupo)、汤利夫人(Mrs. Townley)、布鲁克斯夫人(Mrs. Brooks)、沃特金森夫人(Mrs. Watkinson)、娜塔丽·巴尼小姐(Natalie Barney)等人,当然还有庞德夫人。巴兹尔·邦廷(BasilBunting)是音乐评论家。音乐会节目会有出版物,还会举办“法西斯文化研究协会”。这跟当年所有人都冲出去建造大教堂的热情并无二致。
这样的音乐会简直是完美!

当地政府借出了市政大厅。节目得以在不同的酒店举行。作为回报,“提古里奥之友”帮助推介。政府支付了市政厅供暖的费用,“意大利全境和边境到拉帕洛的铁路票价降低了百分之五十; 门票有效期为三十天。”如前所述,聆听奥尔加·拉奇的小提琴,弗朗切蒂(L.Franchetti)的钢琴,演奏莫扎特、塞萨尔(Cesar)、弗兰克(Franck)、巴赫等人的作品,奥尔加·拉奇、葛哈德·蒙克、路易吉·萨桑尼(Luigi Sansoni)等人演奏来自米兰的弗朗西斯(Francescoda Milano)的作品《鸟之歌》(Canzone degli Uccelli);还有特尔兹(Terzi)、伯拉德(Berard)、巴赫、莫扎特、德彪西以及斯卡拉蒂(Scarlatti)和斯克里亚宾(Scriabin)、博切里尼(Boccherini)、珀塞尔(Purcell)、杨(Young)等人的作品,等等。没有国家补贴或基金会资助,音乐会在几乎没有限制的情况下成功举办——尽管它被认为是顺应“最新的思潮”。音乐家们内心所有的渴望和需求都是和平,建造一座迪奥斯城,所有的土地都是星星的颜色。

父亲相信,如果好好利用,语言可以实现完美。他是一个务实的人,一个预言家和实干家,总是想要找到问题的根源。他的想法正在开花结果:“这对一个作曲家展示他的才华……他的力量足够了,古老的——锡耶纳的音乐学院,每年都有一周的时间给一位作曲家,或者一群相关的作曲家,他们大多被遗忘或忽视。”但父亲的兴趣决不限于艺术。好的艺术是建立在坚实的经济基础上的。在整个《诗章》中,我们都可以看到高利贷对艺术的危害……事情变得棘手,在这个时候孔子是他的老师。孔子不仅关心《诗经》,也对历史和良政感兴趣。

***
1933年墨索里尼接见了他。父亲送给他一份《诗章》第三十章的抄本。他给他念了一段,总理说:“这非常有趣(Ma qvesto, e divertente)。”这话在父亲这样的唯美主义者听来十分受用。

正如父亲捕捉到总理的罗马尼阿(Romagnol)口音一样,他认为法西斯政权可能是币政改革的好平台。他向墨索里尼阐述了道格拉斯(Douglass)和格塞尔(Gesell)的理论。他还列出了一份需要立即翻译成意大利语的书单,以便更好地了解这两个国家:约翰·亚当斯(John Adams)、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的著作赫然在列;文章方面则有威廉姆斯(W.C.Williams)的《美国谷物》等。最重要的是,他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想看看这个人是如何根据自己的意见,把他的想法排个序。

“为什么要排序?”墨索里尼提出自己的想法。
“因为我的诗歌,都是些寻常的主题。”
这是在一个文化备受推崇的国家,
两个聪明人之间的对话。
教育部长博塔伊(Bottai)
还即时打电话去都灵,
挖掘维瓦尔第的更多资料。
高利贷贷款人和任何想要做好工作的人(永久地)
之间的战争旷日持久(Bellum cano perenne)……
他们没有意识到,
在使用金钱或信贷时
这会产生一笔额外的收费。
“你为什么要使你的想法有序?”……
如果我当时知道更多的话,
我一定会问他,
就像瓦尔奇(Varchi)那样——他想要了解真相。

现在,他正要去和那个在他看来本可以避免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人谈话。不是狂妄自大,而是责任感到了极致。他打算倾其所有去说服一个他并不同情的人。和往常一样,他想通过对抗最权威的事物来证实自己的观点。

“我不是在坚持。我只想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是正确的。”——这是他的口头禅。

但是,在纽约,他遭到了一家怀有敌意的媒体的攻击。这家媒体宣称,他的老朋友们因为他是法西斯分子而背弃了他。他是墨索里尼的朋友。的确,早在1926年,他就曾宣称:“我个人非常看好墨索里尼。美国总统(上三任)或英国首相等根本不能与他相提并论,如果你把他们放在一起比较,事实上,你是在侮辱他。如果知识分子们不喜欢他,那是因为他们对‘国家’和政府一无所知,也没有特别强烈的价值观。那么,这算是什么知识分子呢?”

罗斯福从未接待过他,他只能尽可能多地与参议员交谈;乔治·廷卡姆(GeorgeTinkham)给他做了一系列的引荐。5月5日,他坐在第七十六届国会的预留席上,主要是以T.C.庞德孙子的身份。他的努力以及关于人品的不同观点被博拉参议员的评论总结为徒劳:

“我不知道像你这样的人到这里来能做什么。”
于是他回到了意大利,那里有很多事情要做。在拉帕洛,他是大写的“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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